论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嬗变——基于媒介社会学框架之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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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广播电视作为我国社会范围内同时也是全球社会系统内最为主流的核心媒介，既伴随、见证我国从成立、曲折发展到全面改革走向现代化大国的壮阔历史进程，同时也潜在地参与并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形象和社会形态。这一长达70年的“互构”历程既是一种研究视野，也提供了一种语境，为广播电视历史视角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7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史中是如何被塑造为主流媒介并服务于国家与广大受众？或者说，广播电视如何在70年来融入社会和公众认知，有效地将媒介景观与现实社会整合融汇于国家意志之中，并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知识结构的更新？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首位从文化视角切入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出版一系列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研究，奠定了媒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正是……以'共识'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确保了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能够……实现组织功能。意义结构再次成为连接从业者、媒体机构、媒体使用者与权力结构的纽带（Hall,1972）” 着重强调了广播电视业是如何通过一系列价值观念的介入来维系自身在权力-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合法性。由此奠定文化研究路径下的“媒介社会学”范式逻辑：即考证媒介内部组织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交互、建构关系——“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媒体内部在信息生产、资源配置、权力架构、组织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从外部观察媒介与社会的研究” 。作为建国以来居于核心地位的传播媒介系统，广播电视的传播理念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社会学指向——一是指向内部，即如何认知媒介本身，亦对媒介本质属性的描述，包括对广播电视性质的界定和广播电视信息组织导向两个方面的传播理念，厘清广播电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核心问题﹔二是指向外部，即如何将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以及期望获得什么样的效果，即“如何做”和“怎么样”的问题（图1），由此形塑了建国70年来广播电视的观念价值语境。
由此，广播电视70年发展历程中传播理念的嬗变恰好契合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组织内部与外部社会建构之间的交互关系，本文基于媒介社会学范式的广播电视史实梳理，着眼于以传播理念为轴的媒介本位-内容生产-政策导向-传播效果四个层面的社会建构分析，以此梳理70年时间范畴内广播电视作为主流媒介是如何通过传播理念的定性实现组织内部生产、传播与外部社会建构功能。 广播电视本位认知：从“工具”论、“喉舌”观到“阵地”意识：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尤其是由上而下的信息传达成为摆在党中央工作的中心任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广播事业一步步朝向“人民广播事业”转型，在此过程中，关于“广播”传播观念的厘清、确立与表述直接影响了广播事业对建国初期政治宣传、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功能定位。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从单一的“主流观念定位”向主动接纳“一般观念定位”过度，完成从政治附属工具到独立信息系统的蜕变与回归。 1.“工具论”—广播事业初期的观念设定与偏狭化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梅益作了题为《人民广播事业概况》的报告，将北京广播电台视为“人民广播事业”，明确提出其独有的特点是“以其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使它成为新闻的源泉、教育的讲坛和文化娱乐的工具。” 关于广播作为传播“工具”的观念定性，在随后的领导文件中频繁出现。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提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再次提到“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52年，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广播的特点“比起其他宣传工具来，……电视比之广播是更高级的宣传鼓动的工具。” 概念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强调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各种政治派别才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广播“工具”观念的确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广播事业发展与建设提供了基本的行动方向纲领，作为以新闻、教育和文化娱乐三大功能为主要内容、面向人民大众的传播“工具”，在观念引导下的广播事业建设行动中，也仅仅围绕“工具”的传播观念，建设并发展广播事业传播范围广、接受门槛低等的“工具”效果。 1958年4月7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强调“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林彪、四人帮为了控制新闻舆论，把广播电视歪曲成“全面专政的工具” 。直到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广播电视传播理念受到“左倾”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的偏误，导致广播事业在传播观念上过度向政治倾斜。“工具”论的意识形态隐喻附加于广播媒介之上无疑忽略了广播本身的传播特性和独立地位，尤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断最终被证明是不符合广播传播规律的。 1980年10月召开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把广播电视界定为“党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现代化新闻舆论工具和宣传教育工具” 。1983年受到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指示，广播电视部再次强调“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同年，广播电视顾问卢克勤将广播电视在新时期担负的任务分解为“智力开发的重要工具”和“向广大群众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 。 虽然历经曲折，“工具论”作为我国广播电视本质属性的论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着其内涵与外延，无论“宣传教育工具”还是“新闻舆论工具”抑或“政府联系群众的有效工具” ，均反映了我党在建国近35年来对于广播电视传播观念与政治共生关系的合理化调整与再定位。 2. 人民“喉舌”观——政治传播融入广播电视趋于成熟 （编辑：应用网_阳江站长网）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