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惊艳的新技术：关乎机器 更关乎人

据安我基因与艾瑞联合发布的《消费基因检测行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对标美国消费和认知水平，中国消费基因检测服务将首先在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中爆发。2019年，中国消费基因累计用户规模将达到220.7万。其中，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渗透率约1.1%，占比95%。随着市场渗透率的提升，未来两年，中国总用户规模将超过2000万。

与冻卵、基因检测这类已经形成产业链的技术相比，更加新锐前沿的脑机接口则在释放更大的潜力。从设备的市场规模来看，联合市场研究公司（Allied Marke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20年，脑机接口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4.6亿美元；如果从脑机接口可影响到的应用领域来看，不论是医疗、教育还是消费，都将带来远超于十几亿美金的巨额市场空间。

事实上，目前脑机接口已开始小范围的被应用：在医疗上被用来帮助残障人士改善生活，也可挖掘人体潜能。2017，凯斯西储大学的 Bolu Ajiboye就成功帮助全身瘫痪的Bill 通过意念操控机器臂，Bill可以自己吃土豆泥和喝咖啡，成为了第一个用大脑意念来恢复运动能力的人类。

洪泰基金执行董事宋楠认为，脑机接口是非常适合天使类投资的项目，“ 纯早期还是要投一些星辰大海，真正代表未来先进方向的一些项目。”

由于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人类看到了解读大脑、让自己变得更强壮的梦想有机会成为现实。

躲不过的争议

新技术的快速商业化也带来了不小的争议，在脑机接口、冻卵、人造肉这些令人炫目的新技术商业化的过程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议也未曾停止过。

首当其冲的莫过于脑机接口，由美国华人韩璧丞创立的脑机接口公司BrainCo,其代表性产品赋思头环，就因其”监控学生“、“违背教育初衷”、涉嫌收集学生隐私数据等问题受到广泛质疑。

脑机接口的前景，让一部分人兴奋不已，也让一部分人惶恐担忧。美国一研究中心PEW曾经对民众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示，脑机接口成为比基因编辑更令人担心的前沿科技。

《连线》杂志这样写道：“既然脑机接口能够为受伤或瘫痪的士兵带来恢复行走的可能性，能够帮助瘫痪病人使用他们的意识来打字，或者能够为截肢的患者装上仿生四肢来‘恢复’知觉，那么一旦大脑被‘入侵’上述提到的这些BCI功能依然有用武之地——操纵他人或者…谋杀。”

神经科学家、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Tom Baden告诉CV智识，人类目前对大脑的研究仍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在他看来，马斯克等人的做法过于激进。

宋楠同样认为，“我们对大脑的绝大部分一无所知。”脑机接口商业化之所以难，是因为正常人实际上并不愿意接受侵入式的电极，导致可以试验的例子非常有限，缺少精确的数据是垂直应用无法商业化的通病。另一方面，脑机接口能监测的大脑神经元的活动还太少，目前电极还是以千计，从科学家预测来看，植入大脑的电极至少要以十万计，所产生的数据才能够真正支持全面的数据分析。

类似的伦理道德争议同样出现在基因编辑领域。就在贺建奎一审判决的20多天之前，《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将他未发表的手稿分享给4位专家，一位法律学者、一位体外受精医生、一位胚胎学家和一位基因编辑专家。

不过，这4位专家无一例外对贺建奎的发表了负面态度：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提出的关键声明没有数据支持；婴儿的父母可能承受了部分压力，才同意参加实验；研究所假设的给医疗领域带来的福祉是可疑的；研究人员在确认他们所做的编辑是有效的之前，就着手“造人进行基因编辑”等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基因组编辑科学家FyodorUrnov表示，贺建奎声称自己复制了流行的CCR5基因突变，这是对实际数据的公然歪曲，这种行为无疑是“蓄意的谎言”。

对于新技术在伦理道德方面引发的争议，CAR-T细胞疗法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Carl June认为，不同的社会在接受和采纳新的疗法的积极性和意愿不一样。

Carl June告诉CV智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最终的责任就是保证癌症能够得到治愈，我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样的目标。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挑战，我们希望这种疗法不只是那些富裕的人才能够享用，而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疗法。

结语

2019，科技依旧滚滚向前。

人类对自身、对内心世界更加关注促成了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又不断挑战人类的固有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便如此，技术向前发展的汹涌浪潮依旧不可阻挡。

正如Carl June所说，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隐私问题需要全社会参与解决，但技术发展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滞。相比伦理道德方面的隐患，新技术带给人类的，更多仍是希望与惊喜。

（编辑：应用网_阳江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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